四川在线记者 成博 图片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一枚铜钱是如何诞生的？

(资料图片)

12月16日上午，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建成的成都考古中心冶金考古实验室，从清代宝川局遗址考古现场出土的坩埚、铜币等文物已经开启实验室研究。透过通过史料文献与实验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清代宝川局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唐彬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杨颖东介绍起清代四川的铜钱铸造的兴盛以及随后的衰败。

杨颖东

持续铸造近两百年

国内首次发掘清代铸币遗址

据唐彬介绍，清代宝川局遗址发现于人民中路一段西侧，与人民中路一街之隔就是东华门遗址。该遗址是2021年在配合基建的勘探中发现的，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年春节后开始发掘。

宝川局遗址位置

经过为期2个月的考古发掘，清代宝川局遗址揭露遗迹有窑炉30座、炉房6处、方池6座及排水沟3条，同时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坩埚、炼渣和钱币，钱文可辨以“乾隆通宝”为主，另有少量“嘉庆通宝”。

宝川局早期窑炉

唐彬介绍，清代宝川局遗址出土窑炉平面呈狭长方形，为平地向下开凿而成，有早晚之分。窑炉由火塘及炉室两部分构成，炉室为熔炼铜液所在，温度极高，炉砖残留部分流化迹象，周边有明显烧土痕迹。两座窑炉一般火塘相对，两两成组，周边砌砖围成炉房，部分炉房在后期因增修窑炉有所扩建。炉房及窑炉主要位于遗址东西两头，中间地段由多道隔墙隔开，中间分布6个方池，方池内填土发现大量瓷器及部分浇筑后的钱币及钱树，可能用作蓄水。西侧炉房一线发现多条小路接入炉房，小路以西地面不见烧土及炼渣等痕迹，可能其西为办公区。

唐彬认为，该遗址东临人民中路，北距西御河沿街约100米，从清代光绪年间地图可见位于原清代贡院西北，结合发现窑炉、坩埚及大量铜钱表明此处应为清代宝川局铸钱遗址。从部分清洗钱币统计，乾隆通宝占绝大比例，另有少量嘉庆通宝。推测该区域遗址铸钱活动主要在乾隆年间及嘉庆前期，至嘉庆后期已废弃。遗址出土瓷器也多呈现清代中晚期特征。

“宝川局为四川地区清代铸钱机构，文献记载宝川局始建于康熙七年（1668年），雍正十年（1732年）正式开铸，至乾隆年间（1736-1796年）共有铸炉40座，供地方养官、兵饷、修城之用。雍正十年初铸于成都府前狭地，后移至贡院西空地，乾隆年间曾在此两次大规模扩建，修建炉房、挫磨房、库房等建筑，并因铜矿不敷额用，间或停炉减卯。”唐彬表示，反复开炉及改扩建活动，造成遗址同一炉房内多个窑炉之间的早晚关系，甚至窑炉扩建至炉房外，并拆除围墙等现象。鸦片战争后，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铜价高昂，至光绪三十年宝川局正式裁撤，改由四川机器局铸造的银元及铜元流通市面，宝川局原址改作劝工局。

宝川局遗址出土的坩埚

大量黄钱出土

直观反映清代铸币水平

“经过检测，这些钱币里没有锡的成分，主要是铜和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黄钱；而清代钱币如果含锡，就是通常所说的青钱。”杨颖东拿出一枚南北朝时期的五铢钱，也就是含锡的青铜钱，现场展示了含锌钱币与不含锌钱币的区别，含锌的钱币色泽黄亮。

杨颖东一边说着黄钱与青钱的区别，一边拿出一台X射线荧光光谱仪在五铢钱与宝川局遗址出土的“乾隆通宝”上分别进行检测，两枚钱币中的金属种类与比例在显示屏上一目了然。“宝川局铸币主要由铜和锌元素合金而成，铜锌比接近1：1，同时含少量铅，所铸钱币为黄钱，锡元素没有参与铸造。”

唐彬

杨颖东表示，“锌的冶炼比较复杂，起始于明代，清代用锌参与钱币铸造，所铸钱币从色泽、硬度、耐磨性方面都有明显提高，也同时显示了古人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另外，从铸铜原料、锌锭、大量坩埚、30座炉子、各种功能用房、生活设施等遗迹和遗物，可以看出当时钱币冶铸要素齐全，非常完整的体现了清代宝川局钱币铸造及管理全过程。“宝川局遗址规模宏大、遗迹清楚、遗物丰富，体现了官方组织管理的特征。”

宝川局遗址出土的“乾隆通宝”

此次宝川局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坩埚。杨颖东介绍，经过清点，出土的坩埚主要可以分为两类，普通型坩埚容量大约在1950毫升，大型坩埚容量约为5500毫升。“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像这种大坩埚，一只最多可以容纳45公斤铜液，可以铸造一万两千余枚乾隆通宝；而一只普通坩埚，最多可以铸造4000余枚乾隆通宝。这是指理想状态下，而现实中，应该小于这个数目。”

在此次宝川局遗址考古中，还有一个现象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注意。杨颖东拿起一只在考古现场出土的破损坩埚，里面有一些没有成型的钱币，“这些是铸币过程中产生的废币，由于铜原料很宝贵，往往会将废品投入坩埚重新铸造”

据了解，下一步，宝川局遗址出土文物将在实验室接受进一步的冶金研究。同时，宝川局遗址的异地搬迁工作也正在研究讨论中，未来市民可能会在博物馆看到整体搬迁的宝川局窑炉等。